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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威爾錯了嗎?在今天堅守真理可能比《1984》中更難

時間:2019-07-02 10:29:56來源:搜狐點擊量:12828

 奧威爾錯了嗎?在今天堅守真理可能比《1984》中更難

20世紀的小說里沒有一部的影響力可以超過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它的標題、奧威爾姓氏的形容詞形式(即Orwellian)、與統治著超級國家大洋國、掌握一切權力的英社黨及其意識形態有關的一切詞匯——雙重思想、記憶洞、非人、思想罪、新話、思想警察、101房間、老大哥——它們都進入了英語語言中,是人們一望即知的、噩夢般未來的象征。要討論宣傳洗腦、監視、威權主義政治或顛倒黑白,幾乎不可能不提到《一九八四》。在冷戰期間,鐵幕背后的熱心地下讀者感到異常好奇的一點是,奧威爾是怎么知道這些的?

這本書也是好幾代美國高中生的指定讀物。我第一次接觸《一九八四》是在十年級的英語班上。奧威爾的小說經常與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一同出場,比起大洋國陰暗的虐待狂風格,后者所描繪的享樂主義成風、藥物泛濫的反面烏托邦更能引起1970年代加州青年人的共鳴。我當時還年輕,對《一九八四》的歷史淵源一無所知,尤其不明白它的警告究竟在針對什么。這本書及其作者都沒有能夠抓住我的心。我20來歲時找到了一些奧威爾的散文和非虛構作品,反復讀了許多遍以至于書都快被翻爛了,但依然沒有重拾《一九八四》。自高中以來,我又度過了20世紀的另外十個年頭,包括書的標題“1984”年,并自以為已經“熟知”這本書了。既然已經爛熟于胸,那就沒必要再讀了。

其后果是,當我最近重讀這本書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沒有做好領略其力量的準備。你必須忘掉自以為已經知曉的一切,忘掉一切術語、圖像和文化衍生品,才能夠把握《一九八四》最原初的靈氣和長盛不衰的偉大。這既是一部重量級的政治性小說,又是一件震撼人心、令人心碎的藝術品。在特朗普時代它還一舉躋身銷售榜的前列。

英國樂評人多里安·林斯基(Dorian Lynskey)的《真理部:奧威爾<一九八四>小傳》(The Ministry of Truth: The Biography of George Orwell's 1984)論敘精嚴、引人入勝,有力地凸顯了這本小說作為奧威爾的集大成之作以及理解現代世界的關鍵的重要地位。《一九八四》出版于1949年,奧威爾剛剛死于肺結核,但林斯基把它的傳略起源繼續往前推了十來年,當時奧威爾在西班牙內戰里加入了共和主義者的一方。他對極權主義的初步認識就來自巴塞羅那,當時蘇聯的特工刻意制造謊言來毀謗西班牙政府里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指其為法西斯間諜。

奧威爾錯了嗎?在今天堅守真理可能比《1984》中更難

《真理部:奧威爾<一九八四>小傳》

左派的記者也樂于接受這一編造,認為它對共產主義事業有用。奧威爾不這么看,他的經典之作《致敬加泰羅尼亞》里就以親眼見證在新聞界曝光了這一謊言,這讓他成了左派里的異端。他對陣地戰的乏味和不適泰然自若——盡管脖子上中了一槍,勉強從西班牙逃命——但對于抹殺真相的行為仍然錙銖必較。這威脅到了他對于什么使我們保持明智以及追求值得一過的生活的感受力。“歷史在1936年停滯了。”他后來告訴朋友亞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后者十分清楚奧威爾的意思。去過西班牙后,他的幾乎所有寫作和閱讀都指向最終那部成名作的誕生。“歷史停滯了,”林斯基寫道,“而《一九八四》開始了。”

《一九八四》的創作歷程——一個壽命將盡的人在蘇格蘭岸邊的朱拉島(Isle of Jura)的一間偏僻的小屋里與時間賽跑——對許多奧威爾的讀者來說是耳熟能詳的。林斯基的貢獻之一在于摧毀了一種觀點:它認為該書的可怕眼光可以歸結為一個肺結核病人的死亡愿望,并因此而對其不屑一顧。事實上,絕癥反而讓奧威爾有了強烈的求生動力——他甚至在臨終的病床上復婚了——正如小說的悲觀主義在結束部分得到了釋放,這體現為溫斯頓·史密斯對自然、古舊之物、咖啡氣味、一名無產階級婦女的歌聲以及他的愛人茱莉亞的依系。《一九八四》當然有種讓人壓抑的陰暗氣息,但它的簡潔有力也喚起了良心與抵抗。在林斯基看來,“絕望這一論斷在奧威爾的生平和著作里沒有任何根據可言。”

林斯基將《一九八四》的文學起源追溯到樂觀主義的19世紀烏托邦小說——愛德華·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1888)。奧威爾兒時讀過的HG·威爾斯(H.G. Wells)的科幻小說——及其在20世紀的負面烏托邦后繼者,包括俄國人葉夫根尼·扎米亞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們》(1924)以及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1932)。《真理部》里最有趣的地方,是林斯基對小說后世的講述。《一九八四》出版后,各方立即圍繞它展開了爭奪戰,激辯其政治意義。美國保守派評論者認為奧威爾的主要目標不只是蘇聯,還有一般而論的左派。當時已不久于人世的奧威爾迅即發表聲明稱,這本小說不攻擊任何特定的政府,而是諷刺西方社會和知識界的極權主義傾向:“這一危險且有如噩夢一般的境況所蘊含的寓意很簡單:不要讓它發生。它取決于你。”不過一切藝術品都會脫離藝術家的掌控——它越是熱門、牽扯的因素越是復雜,誤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林斯基對《一九八四》影響力的解釋富有啟發。這本小說是諸多電影、電視劇、戲劇、某場芭蕾舞、某場歌劇的靈感來源,它幾乎取得了與老大哥相似的、隨處可見的存在感:《一九八四》在看著你。隨著1984年的來臨,對它的文化挪用也達到了一個喧鬧無比的頂峰。當年1月,在超級碗播放、收看量達9600萬人次的一則蘋果電腦廣告成為了市場營銷的傳奇。一名女性運動員在其中代表蘋果電腦,她揮舞鐵錘砸碎了一塊巨大的電幕,同時也打破了上面顯示的囂張的男性面孔——代表壓迫性的技術——現場無數原本面目呆滯、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觀眾也因之而大為震驚。它傳達的信息是:“你可以看到1984年何以不會像《一九八四》一樣。”

類似的爭論幾乎每隔十年就會來一次:奧威爾弄錯了。事情并沒有發展得那么壞,蘇聯已經步入了歷史,技術是解放性的,但奧威爾并沒有打算借小說作出預測,而只是一種警告。正是作為警告的《一九八四》才能不斷找到新的相關性。在特朗普正式就職的那一周,總統顧問凱莉安妮·康韋(Kellyanne Conway)曾以“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這個詞來為特朗普錯估就職典禮出席人數作辯護,《一九八四》因此而當即回到了銷量榜的前列。百老匯還很快上演了一場這件事的劇場改編版。新話的詞匯再度熱絡起來。這名有威權傾向的、整天把“假新聞”掛在嘴上的總統曾放言“你所看到的和讀到的都不是正在發生的”,令《一九八四》獲得了嶄新的生命力。

這部小說對我們而言有何意義?不是友愛部的101房間,溫斯頓在那里遭受了拷問和酷刑,直到他失去一切摯愛的東西。我們并沒有生活在某種類似于極權主義的體制之下。“從定義上講,一個可以讀到《一九八四》的國家也就不是《一九八四》里所描述的那種國家。”林斯基肯定地說。相反,我們每天都處在自己在蘋果商店購買的“電幕”的無休止監控之下,無論走到哪里都會帶著它,還會把一切都告訴它,而且這個過程里還沒有任何國家強制。真理部就是Facebook、谷歌和各大有線新聞。我們已經直面老大哥,它就是我們自己。

奧威爾錯了嗎?在今天堅守真理可能比《1984》中更難

《一九八四》

[英]奧威爾 著 董樂山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6

特朗普的當選催生出了一系列警世寓言類型的著作,其標題有諸如《論暴政》《法西斯主義:一項警告》和《法西斯主義如何運作》等。我居住地的書店也開設了以極權主義為主題的專區,這些新書與《一九八四》同處一個書架上。它們令人回想起20世紀——如果它能在德國發生,那就也能在這里發生——并警告讀者民主崩潰并不難發生。它們是針對志得意滿和宿命論的警鐘——“不可避免性的政治,”(politics of inevitability)用歷史學家提摩太·辛德勒(Timothy Snyder)的話說就是,“感到未來只是現在的延續,進步的法則是已知的,沒有另一條路可言,因而實際上也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動。”前述的警告固然是成立的,但它過于強調早期的獨裁統治的性質,就此把人們的注意力從惡意(malignancy)的核心之處引開了——不是國家,而是個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特朗普有可能拋棄民主,而在于美國人把他放到了那個有機會進行此等嘗試的位置。今天的不自由是出于自愿的,它是自下而上的。

我們生活在一種全新的體制當中,它在奧威爾的時代是不存在的。它結合了硬性的民族主義——將失落和犬儒情緒引向了排外和仇恨——與軟性的擾亂注意力與混淆視聽:這是奧威爾和赫胥黎的融合,是殘暴與享樂的共契。在《一九八四》里,真理變得游移不定以至于銷聲匿跡了,我們現在則是自己把自己置于了這種境地。今天,問題是信息源過多、信息量爆炸,以及隨之而來的碎片化和分裂的泛濫——不是包攬一切的權威,而是它的消失,普通人就此只能憑借自己的各種偏見和幻覺來決定事實究竟是什么。

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里,俄國的宣傳鼓動者就利用了社交媒體來散布一個梗:“‘人們將會相信媒體告訴他們自己所相信的。’——喬治·奧威爾。”但奧威爾從沒說過這句話。他的大名的道德權威被竊取以及包裝成一條謊言,并指向了一個相當有奧威爾色彩的終點:對真理的信仰被摧毀了。為達成此目的,俄國人需要幫手,而他們找到了數以百萬計的擁躉,尤其在美國的非精英群體中。在《一九八四》里,工人階級民眾被稱作“無產階級(proles)”,而溫斯頓相信他們是未來的唯一希望。如林斯基所指出的,奧威爾沒有預見到“普通的男男女女將會和知識分子一道狂熱地擁抱雙重思想,根本不需要什么恐怖或者酷刑,并將選擇去相信2+2可以等于他們想要使它等于的任何東西”。

我們每天都被困在特朗普所傾倒的雙重思想中,他的擁躉就是內部黨,他的兩片嘴皮就是真理部,而他的狂熱支持者則是無產階級。“需要不斷努力才能看清自己眼前究竟是什么。”奧威爾寫道。就我的眼前而言,我在一個啟蒙的、進步的人群的世界里工作與生活,一種不同類型的雙重思想正逐漸擴散開來。問題不在于宣稱真理就是謬誤或者2+2=5。進步派的雙重思想——它在反擊右翼的雙重思想時變得更敗壞了——造就了一種更隱秘的不真實性,因為它打著良善的大旗來運作。其關鍵詞是“正義”——沒人想生活在正義之外。但如今對正義的訴求迫使你接受矛盾,而這是雙重思想的本質所在。

舉個例子,左派里有不少人目前都有一種未經證實但卻廣為接受的假設,那就是好的藝術品是好的政治的產物,而好的政治無非是個身份認同問題(a matter of identity)。進步主義對一本書或者一部劇的觀感,取決于它的政治立場,而這個立場——即便它的主題并非無關緊要——又是根據藝術家的群體歸屬來加以審視的:個人的身份認同加上政治立場就等于審美價值。這種混淆范疇的做法指導著各種媒介、藝術、教育以及影評和撥款委員會。一些人可能堅信雙重思想在私下是令人難堪的,但他們不會公開這樣說。接著,自我審查就變成了自欺,最后連這種堅信都消失了——你所接受的謊言變成了你所忘記的謊言。這樣一來,在沒有思想警察的情況下,有識之士們自己就消滅了以往的離經叛道傾向。

循規蹈矩(orthodoxy)也來自社會壓力的強加,這種情況在推特上最為嚴重,因擔心被羞辱或者“噤聲”而產生的隨大流行為,不亞于為了吸引更多粉絲而有的類似舉動。這種壓力可能比黨和國家更大,因為它打著人民的旗號,而且在語言上表現為道德暴怒,其對象從某種意義上講則沒有任何防范措施。一些粉絲眾多的意見領袖儼然在社交媒體上設立了自己的“巡防區”,動輒懲罰思想罪,但許多進步派不假思索地就認可了眼下令人窒息的意見一致及其所帶來的不寬容——并非出于恐懼,而在于他們想被視作站在正義的一邊。

這種自發地限制思想自由的做法,將會導致持久的損害。它敗壞了透徹思考的能力,令文化和進步雙雙遭到破壞。好的藝術并不來自指點江山的沖動(wokeness,原意為高昂、對世界保持關切的狀態,在美國語境下特指對種族、性別、階級這類社會和政治議題有高度的敏感性——譯注),社會問題若缺乏辯論也難尋真正的解決方案。“教會一根胡蘿卜一個新詞并不能得到什么,”奧威爾在1946年這樣寫道,“需要的乃是印刷某個人信以為真的東西的權利,而無需恐懼霸凌或來自任何一方的威嚇。”自1940年代以來,情況并沒有太大的變化。權力欲仍然表現在右派的仇恨和左派的道德高調當中。

《一九八四》將永遠是一本至關重要的書,而不論意識形態有怎樣的變化,而這恰在于它對一個努力堅守真理和有價值的事物的人的刻畫。“神志清醒(sanity)不是統計數字可以表達的。”溫斯頓在某個夜里一邊這樣想,一邊沉沉睡去。這表明真理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事物之一。政治的核心大戲其實就在你的腦子里。

本文原刊登于《大西洋月刊》,原標題為“Doublethink Is Stronger Than Orwell Imagined What 1984 means today”,作者George Packer是《大西洋月刊》記者,著有《揭秘新美國》一書。翻譯:林達,編輯:黃月、傅適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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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董華偉
審核 / 平筠
終審 / 張凱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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